当初他们杀共产党，
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后来他们杀犹太人，
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
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
却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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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1日，新华社发出题为《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年5月8日，新华社稿件，题为《三峡大坝 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21日，新华网稿件《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年7月20日，央视网发稿称，“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三峡大坝到底能防几年一遇洪水？
Beyond Compare的比较功能比较强大，相信很多程序员来讲，应该相当熟悉了。
它的Comparison Rules功能很强，用以满足各种不同条件下的比较操作。
遇到的问题：当待比较的2个文本文件开头不同，而且这些开头的部分往往不是我们想要关心的不同之处时，我们可以利用BC的Unimportant Text（非重要文本）功能来识别这些字段，并且在实际比较中忽略这些非重要文本。
举例：
Beyond Compare unimportant text (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如上图所示，两个文件每一行的开头分别是 10和11，比较的时候，会导致BC认为所有的行都有不同，而我们关心的是除了开头部分两个文件是否还有其他的不同。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编辑当前比较选项（Edit Current Rules…）,选择“Importance”标签页，点击“New”添加一个新的Unimportant Text项，类型选择“Regular Expression”正则表达式：
^1\d\t1\d
上面的正则表达式的解释：以 ^表示行的开头， \d表示（0－9）任意一个数字，\t是制表符
（如下图）
Beyond Compare Comparison Unimportant Rules(点击图片查看大图)
这样上面的正则表达式可以匹配如 10(Tab)10**** 或者 11(Tab)11****
点击确定后，BC的比较界面会把匹配识别的 Unimportant Text以蓝色显示。
转载： http://q.sohu.com/topic/49577974
作者：米奇尼克 崔卫平等
崔卫平@cuiweiping: 今天（7月10日）下午四点，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现任波兰《选举日报》主编的亚当•米奇尼克先生，在推特上回答中国推友的问题，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座谈会现场
崔卫平老师说，今天我们请到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灵魂人物，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主编米奇尼克先生，在这里跟中国推友做一个对话和见面。先生是否愿意跟中国推友先说几句？
宋石男提问： 当代中国仍是一种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相当范围内的个人与组织活动是不合法的。支撑此种体制的资源有三：意识形态、武力与物质刺激。您如何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您认为在当代中国，打破国家控制社会的体制是否可能，又如何实现？
提问，在波兰转型中，天主教的作用可见而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无宗教信仰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缺少这一块，会不会意味着更艰难？该如何认识宗教信仰在转型中的作用？
米奇尼克先生: 我首先不是中国的专家，我知道中国目前的问题很复杂，与有些美国记者不同的是，在中国三天之后，我还不能对中国有更好的了解。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处境，应该极其相似与波兰独裁体制的的最后几年。那么在那个时候，波兰的执政党他们独裁的力量强而有力，波兰的民间社会，也是活生生的存在，也是未来的希望。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民主的演进。那么所有逆转或者违背这个过程的行为都是违背自然的，比如说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他后来告诉我，和波兰的谈判曾经进行了很久，我希望贵国的领导人，能够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筹备。这就是我的回答。
宋石男提问：1976年您和朋友们建立了团结工会，选择理性谈判而非汽油瓶来解决问题，同时提出“反对所有旨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要求的罢工”的战略。这个有争议的战略是出于何种考量？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富士康连跳与本田罢工之后，独立工会渐成现实焦点，您对此有何建议？
米奇尼克先生:关于建议的问题，我很想保持谦虚的态度。那么我认为，一个首要的条件是，受到压迫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他们应该有强烈的意识，受到压迫的人，不是单独的个体，他不是孤独的，所以应该通过律师来捍卫自己的权益，也应该有相应的资金，也要有舆论的力量。
我们还要开诚布公的说，那些外国公司，他们应该了解到，他们是在中国，他所在的地方是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想在这里挣钱的话，就必须尊重中国劳动者的权益。那么中国有自己传统有自己的尊严，这是这些外国公司所不了解的。刚才我的措辞多少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我是支持市场经济的，但是我反对野蛮的资本主义。
无狭魔提问：您曾说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那么您认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及功能是怎样的？您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及功能又有何建议？
米奇尼克先生: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不敢说什么建议。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功能，捍卫真理与捍卫自由。我们对于那些官方体制下的人，应该有一定的容忍，他们应该在体制下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对于未来的民主而言，激烈的批评和有限的批评，针对官方的，都是应该的。我们不可接受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谎言，他们打压思想。不管如何，我们应该避免：狂热，仇恨，暴力，不宽容。独裁是要终究的，而人性是不会终结的。
今天的这个会，我准备不是很足，我不能给出具体的名字来。向对民主事业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致敬，尤其是签署08+ 宪＝章的而入狱的人。
网友提问：中国目前没有反对党，有人将网络不无戏谑地称为反对党。您如何看待在一个威权社会中网络的作用？网络仅仅是一种信息工具，还是已经变成一种社会整合器？
米奇尼克先生:我认为互联网是新科技给民主力量的礼物，应该使用网络。这个网络的角色就像我们当年的传单。在波兰反对派斗争的当年，我们发表地下言论的时候，这个是有力的武器。
我们有自由欧洲电台，FUR，今天的网络的作用跟它是一样的。就像瓦文萨曾经说过的那样，在网络的时代，专制是不合时宜的。
现场推友提问：今天中国的极权统治，远远超过您所处的波兰，对言论的打压也很厉害。在没有革命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只能等它内部出问题？
米奇尼克先生:面对专制要采取革命的话，那必然是实施专制的革命者，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看不到希望，我认为专制体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可能会演进为一种惊奇的社会现象，一两天之内会变，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性的规划。
不管是非暴力的反对、罢工、游行，我们必须保持开诚布公的心态，随时要和当权者做谈判，假如各位能够看到危机的话，那么政府也会看到，危机会让他变。所有专制者都会认为，他们是不会终结的。比如说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都认为自己是不死的。我们还是要。
自由是人类本身需求的一个部分，在大的恐惧、灾难面前，反抗可能是无效的。从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的新生代是不可能接受政治上的“歧视”的。
我想举个例子，在法国的报界当中，我曾看到他们对胡耀邦的报道，当时充满了同情之辞。可以说这些文章在胡耀邦去世之后，是第一批对胡耀邦正面评价的文章，而胡是代表中共内部的宽容的力量，他的遗产和四人帮是截然不同的。
崔卫平在向米奇尼克转达傅国涌的问题
滕彪提问：首先向米奇尼克先生表示敬意。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介入反抗活动太多，会影响到其批判社会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吗？在不自由的体制下，知识分子对政治转型是否应承担异于其他群体的更多的社会责任？
米奇尼克回答：律师的职责是捍卫人权的。律师未必就有义务参加那些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他们必须捍卫人的权益。也就是说，当权者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人的权益，律师在法庭必须说出真话。
当然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要更大，比其他社会团体要多。大部分社会公民都是出于一种无言状态，只有知识分子可以用自由的、真理的语言说出一切。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作家就是作家，哲学家就是哲学家，在专制体制下，诗人就不单单是诗人，哲学家也不仅仅是哲学家。
唯色提问：身为藏人向米奇尼克先生问候扎西德勒。米奇尼克先生借乌克兰之于俄罗斯比喻西藏问题，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和达赖喇嘛协商。我也认为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即和解之道，伟大的非暴力思想。然而我也确实对将来很悲观，因为看不见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愿景。您认为怎么办？
米奇尼克回答：在专制体制下，有悲观的情绪是非常普遍的，因为您所有的证据都使得您不得不悲观，假如说我是乐观的话，因为我深信，一切的变化都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变化。并非只往坏的方向变。
那么我也有些年纪了，我还能记得文化大革命，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到现在，那么这个变化是正面的变化。为什么呢？今天各位还在，而当年策划文革的那些魁首们，早已被清算了。这就是我们的乐观所在，这些人并不是不朽的，他们肯定会终结。我曾经一度认为，苏维埃的体制，可能到我死都不会消亡。但是当时我依然深信，肯定会有变化。我们要谨慎，要知道后果，要理性，有前瞻性，要步步为营。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规划是怎么样的，专制一旦消亡，我们的规划又是怎么样的？我还是很乐观，各位是那么有勇气。你们有勇气承认你们是悲观的，为此我感到乐观。
五岳散人提问：经济发展会让现政权的统治基础加分，你如何看待？
米奇尼克回答：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首先我看到，08+ 宪＝章是了解新中国的一个全新的现象，因为它向所有人传达了一个信息：中国的公众舆论在自我组织当中。我非常欣慰08+ 宪＝章及相关的所有行为。我已经说过，中国的处境，对于全球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大挑战。15年前，新加坡总理曾经说，我们亚洲有自己的价值观。不需要欧美那一套民主人权，我们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问题。一个没有民主的、没有人权的体制下，经济是得以发展的这样的体制，是否有未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自由的发展，是有它本身的局限的。我能理解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其论据何在。比如中国不稳定的话，对大家都不好。看看戈尔巴乔夫当年，把苏联民主化了，他把国家也毁了云云。在中国，我认为，当权者和民间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对话。这就是我们的对话空间，因为不论是民主派还是共产党，他都不愿毁了中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让大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民主化的讨论。我认为，波兰的模式对各位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模式。圆桌会议就是一个既不毁灭国家又能消灭专制的方式。各位一定要组织一个公众舆论的机构，舆论是力量聚集所在。没有力量的真理是无法说服当权者的，我们首先要有力量，有对话的意愿，还要有耐心。我深信，中国必然会发生民主化的变化，或者通过协商，或者通过冲突。
现场推友：在受到打压时，您有什么样的信念，避免非暴力的冲突？怎么说服你的朋友通过非暴力？
米奇尼克回答：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风格的选择。我实际上刚才讲到知识分子责任的时候说，我们立足的不是道德上的冲动，而是要解决他们的谎言。接下来我们选择对所有的危机处境中的专制进行了分析。我们曾经经历过纳粹的暴力，我们通过传单等物品，不可能在与和当局的斗争中取胜。比如布达佩斯56年、布拉格68年的事情，都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深入研究了西班牙的转型，当时西班牙在血腥内战结束后不久进行的转型。专制在当今的社会是有悖于时代发展的。当时我们这么想，如果民主出现在西班牙、希腊、台湾，为什么我们不能出现？而且我们看到了，一旦出现危机，我们可以在当权者的阵营中找到我们的合作者，这些分析都是非常准确的分析。我们在实现民主之后，也看到这一点，我们和共产党曾携手两度赢得选举。一位曾是共产党人的波兰总统说，我是因为人民的意志而当选，比起政治局的任命要幸福得多。我们宣告，我们不是共产党人，我们是共产党的反对派，但我们是波兰人。把波兰变成所有人的波兰，而不是共产党的波兰，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曾经我们是囚徒，他们是狱卒，但我们都是一个国家的人。
从现实上讲，各位正在面临历史的选择，选择谈判还是选择断头台？
王小山提问：在独裁统治下，统治者往往会犯下很多罪行，是清算，还是有限度的一个什么办法，如何惩罚这种罪行？我很理想化，这一天可能永远不会来到。
米奇尼克回答：这是一号问题！当然，对于触及刑法的罪行，肯定要惩罚。但是革命的逻辑就不同了。革命逻辑是，那些所有支持独裁的罪行都要惩罚。但是，您会看到，在中国，很可能在民主派的内部，会因为这个有冲突。当然那些在监狱当中曾经虐待过囚徒的人，是要遭受惩罚。但是，比如像银行里的共产党人，是不是也要把他们也杀了那？这个问题，您不妨也问问那些要实现民主的中国人。（王小山说，我想知道波兰当时的情况。）
当时很多人宣称，革命是不会中止的，共产党人现在还逍遥法外，他们现在是自由的人。可是当年说过，要消灭所有的共产党人。波兰是我们的波兰，当时我们的口号是，现在，他妈的！不！纵我一生，我在波兰老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是典型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专制国家才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那个年代！现在的年轻人啊。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很久前就出现了。
张大军提问：波兰转型之后的问题是宪法和经济上的安排，转型之前，最难应付的难关是什么？跨了这个坎儿就成功了，这个坎儿对您来说是什么？苏联还是内部的反对派？
米奇尼克在回答问题
米奇尼克回答：最大的困难在于，面对共产党，我们缺乏想象力。当时我们会觉得极权会永远延续下去，我们认为体制会继续。西班牙也曾经如此，一直到佛朗哥死之前，独裁一直存在，就像古巴的今天。卡斯特罗都快要死了，大家还看到独裁依然存在，但大家都知道这个很荒谬。
因为人的天性使然，当时面对那种独裁，投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凡是共产主义的体制，都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而世界却在不停发展和变化。我们看到在希腊、西班牙、阿根廷、菲律宾的民主进程，我们深信，在这里，民主的改变是必然的。
北大学生提问：年轻人在能力范围内，能做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
米奇尼克回答：对中国的现状，您肯定有所了解。我们曾经在大学里组织过一些讨论，在没有新闻管制的条件下，进行自由的讨论，同时有的时候我们也组织面对压迫的反对。我们同时还尽量建议学生社团实现民主选举。我们要同时组织好我们的知识生活和社会生活，我们必须学会面对官方的情况，要进行独立的讨论。而不是抵制所有的官方形式，而是不受官方的限制。
冉云飞@ranyunfei 提问：在波兰社会转型过程中，除了工会、知识分子、教会外，军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难道波兰军队不是党军么？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最大的问题来自于军队如何保持中立，但由于是党军所以令国人深感悲观，请问你怎么看？
米奇尼克回答：改革派的观点很有意思。雅鲁泽尔斯基当时决定，派来跟我们谈判的领导是当年的波兰“克格勃”。其实后来圆桌会议时，警察的态度是非常冷静。军队就是军队，军人就是军人，雅鲁泽尔斯基本人就是军队的将军，他们会听将军的。军人从本质上而言就不是民主派，但是在波兰，我们未曾有过军事政变的风险。81年的时候，已经是政变后的情况。应该向军队的将军和上校们宣传，你们对于民主的中国是有责任，在民主的中国里，你们也会有你们该有的位置。如果您是爱国的，我们是向您敞开门的。
现场提问：东欧转型，付出的成本是要少很多。东欧的转型要比事前想象和平的多。您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是由体制本身决定的，还是有文化的、宗教的因素？
米奇尼克回答：这是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有多种因素，首先是两种弱势的现状造成的。当权者的权力是弱化的，他们无力改变波兰，也无力清算反对派，同时我们反对派的势力也很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政府。每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局都会说，我们是用人头和血换来的政权。
这种观念到什么时候终结？我20年前来过中国，10年前我也来过中国，现在我又来了，中国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今天能尽情的对话，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这已经是双重的进程，经济的以及公众舆论意识的变化。现在我们需要等待，等待共产党人意识的变化，他们的变化是必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社会冲突在未来是必然的。中国的变化其活力如此鲜明，以致于将来的矛盾会更加激化。我们要不断向共产党重复：同志们哪，你们有机会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我们可以讨论如何循序渐进地通过这个方式。
如果你们还是那么教条的话，你们会看到，天安门事件将会以全国的形式爆发。中国的恺撒们已经死了，毛泽东主义是可朽的，你们也是可朽的。
威廉退尔的问题：宗教在转型中的作用如何？
米奇尼克回答：波兰是天主教国家，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在独裁时代，天主教曾经是反对派的避风港。波兰人被选为教皇，是举国大庆的事情，当时推翻独裁的过程中，教会和宗教界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今天面对宗教机构，波兰人还是持批评态度，他们批判的不是宗教，而是宗教机构。
今天，天主教会没有找到一条合适的通往民主的道路，宗教机构的权力被削弱了。我认为宗教会一直存在到人类的终结。消灭宗教是共产党人的梦想，但是不可能实现。
现场推友提问：中共也从苏东事变中汲取经验也在变化，此外，经济发展让外界纵容中共，请问这种国际环境下，您如何看？
米奇尼克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在目前民主条件下的共产党人，已经不是共产主义者，只不过是旧制度下的一个党派，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他们变成了资产阶级。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共产人是当权的共产党人，是维护权力的教条的人，他们有时候并不真正仇视民主。
中国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现象。中国人不会认为，未来会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共产党人他们的论调也已经是有权者的论调，现在中国是一个混杂的制度，杂交的制度，是半人半马的状态，这是一个关于权力的问题。那么，是这样的，在这个角度上，从权力上来讲，现在更接近拉美式的独裁，这是一种新型的种族歧视，歧视非共产党人。
关于西方纵容中国的问题，我完全同意，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政策是务实的，是不知羞耻的，是不道德的。（掌声）波兰人的经验是，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建设自己的民主，不能靠美国人或者欧洲人。
所谓我们指望的西方，能够做到的责任，也就是公众舆论的责任。就是公布信息，给我们的政府施加压力。当年，哈维尔也好，我也好，都曾经指望过西方。但后来我们知道，不能指望西方。
要知道，生意是生意。正是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显得比以往更加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的原因。
我还想宣告一点，我将永远是各位的朋友。这种友情和支持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在未来有必要的时候，如果希望我们介入，我们会介入的。（巨大的掌声）
我承认我是怀着一种不太“善意”的心情去翻看这本书的，尽管韩寒已经声明了这本书不是“战争片”，但是我相信没有人希望看到韩寒的杂志里面大篇的煽情文章。相信很多读者也像我一样，总希望从这本不厚的杂志里面，能够翻出些让人看了很爽的文字，最好能够有些许“猛文”，可以刺激一下“有关部门”的敏感神经。
我们从来就是这样卑鄙，不怀好意地希望那些爱强出头的家伙出尽洋相，并以此来娱乐我们麻木的灵魂。
… …
目前为止，这本杂志我只看了一半，脑海里留下印象的只有周云蓬的《绿皮火车》，并且特地从网上找来周云蓬的歌来听，在这个夏日的雨夜，听着他安静地讲着故事，伴着舒缓的吉他，好像一个刚刚远行归来的朋友，讲着他在这一路上的见闻，时而舒缓平静，时而激烈咆哮… …
(请点击播放)
现在很多杂志基本上就是把网络上的文字拷贝、粘贴后的印刷品，以这个标准来看，《独唱团》的确值13.6元的价格。实际上我只花了12.6元，当当的快递送书来我给了他15.1元，快递员找我2.5元，当时大脑有些短路，贪了那个快递一块钱，我到现在还觉得有些许愧疚。
如果非要说哪个地方看了爽的话，可能作为男人，看了后，下半身也许会比较爽。记得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时去图书馆翻看一下当时的文学杂志，可是绝大多数的中篇、短片的内容全是和性有关，估计描写的做爱次数加起来和黄书也有一拼了。不想去探讨关于性或者性交易的文章到底能有多么地接近这个肮脏的社会的真实。
或许韩寒的本意并不在于此，或许这本杂志走到这一步早已经偏离了它最初的方向，大家只是在娱乐而已，到底是谁在独唱呢？
独唱团封面
遇到了传说中的Disk消失问题，搞了2天试图修复，各种办法都试过还是没有希望。
现在已经无奈，选择重新格式化了，好在还能格式化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估计得返厂。
可怜俺那些辛辛苦苦下载的歌曲啊，全都莫有鸟… …
尽管flash出现坏块是无法避免的，但我坚持认为这并非是偶然的内存坏块导致的，而是魅族本身底层驱动程序的缺陷，说不定哪个指针指错了就把整个flash报废了。
引用：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可靠性和耐用性差别
采用flahs介质时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是可靠性。对于需要扩展MTBF的系统来说，Flash是非常合适的存储方案。可以从寿命(耐用性)、位交换和坏块处理三个方面来比较NOR和NAND的可靠性。
寿命(耐用性): 在NAND闪存中每个块的最大擦写次数是一百万次，而NOR的擦写次数是十万次。NAND存储器除了具有10比1的块擦除周期优势，典型的NAND块尺寸要比NOR器件小8倍，每个NAND存储器块在给定的时间内的删除次数要少一些。
位交换: 所有flash器件都受位交换现象的困扰。在某些情况下(很少见，NAND发生的次数要比NOR多)，一个比特位会发生反转或被报告反转了。 一位的变化可能不很明显，但是如果发生在一个关键文件上，这个小小的故障可能导致系统停机。如果只是报告有问题，多读几次就可能解决了。 当然，如果这个位真的改变了，就必须采用错误探测/错误更正(EDC/ECC)算法。位反转的问题更多见于NAND闪存，NAND的供应商建议使用 NAND闪存的时候，同时使用EDC/ECC算法。这个问题对于用NAND存储多媒体信息时倒不是致命的。当然，如果用本地存储设备来存储操作系统、配置文件或其他敏感信息时，必须使用EDC/ECC系统以确保可*性。
坏块处理: NAND器件中的坏块是随机分布的。以前也曾有过消除坏块的努力，但发现成品率太低，代价太高，根本不划算。NAND器件需要对介质进行初始化扫描以发现坏块，并将坏块标记为不可用。在已制成的器件中，如果通过可靠的方法不能进行这项处理，将导致高故障率。
M8上的防盗程序实在是中国特色的软件啊。
不过今天在地铁上和别人正挤的时候突然意外发作了，刚开始振动我还以为有人来电了，结果防盗铃声大作，引得周围人们侧目，人家肯定怀疑这是哪儿来的国产山寨机操着破锣样的喇叭。费好大力气把它从口袋里拿出来，它已经声嘶力竭地模仿警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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